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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5年3月底，贵州金沙县沙土、后山一带，中央红军准备南渡乌江。
钱壮飞没有跟随队伍直奔渡口，而是独自走进山野。
几天之后，队伍继续西进，这位曾经守护党中央的隐蔽战线功臣，却从此失去踪迹。
钱壮飞的牺牲，之所以长期成谜，不只是因为战事紧张，更因为当时没有留下确切的安葬地点。
1951年8月16日，相关部门为其家属出具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，记载的地点是贵州省息烽县沙土附近，墓地和遗物均不明。
这份证明留下了一个悬念：钱壮飞究竟死在什么地方？
是遭遇敌情牺牲，还是在过江途中出了意外？
几十年来，关于他的结局，始终缺少能够相互印证的证据。
要理解这位将领式人物的价值，不能只看他长征时期的职务。
1925年，钱壮飞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他进入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举办的训练班，并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。
当时的徐恩曾是管理处负责人，又与钱壮飞同乡。
钱壮飞办事稳妥，反应敏锐，还能处理文书和人际关系，很快得到信任，成为徐恩曾的秘书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得以接近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。
在党的安排下，钱壮飞与李克农、胡底组成特别党小组，陈赓负责联络。
三人身份隐蔽，任务极重。
他们不是在战场上冲锋，却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递消息，每一步都可能牵动许多同志的生死。
1931年4月，顾顺章被捕后叛变，上海地下党组织面临灭顶之灾。
钱壮飞获悉消息后，立即设法把情报送出，并通过刘杞夫转交给李克农。
李克农随后找到陈赓，再向周恩来报告，转移工作迅速展开。
顾顺章带人赶到相关地点时，屋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只剩铁桶中的灰烬还冒着青烟。
有人曾叹道：“钱壮飞比我们快了一步。
”这一步，挽救的不是一处机关，而是许多地下工作者的生命。
顾顺章事件后，钱壮飞不能继续留在南京。
他没有把妻子张振华和子女带走，是因为当时撤离极其仓促，家属同行反而更容易暴露。
临行前，他给徐恩曾留下话，要求不要牵连孩子。
后来家人虽被拘押，却因徐恩曾有所顾忌而获释。
1931年8月，钱壮飞、李克农、胡底先后进入中央苏区。
钱壮飞负责无线电密码和情报工作，曾连续破译大量敌方密码，并将其中一批成果称为“百美图”。
红军能够及时掌握敌军动向，与这些看不见的较量密切相关。
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钱壮飞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，后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。
长征途中，他不仅要处理情报事务，还要关注机关安全，工作压力远超普通行军人员。
关于他的死亡，早期材料多记作在南渡乌江一带失踪或牺牲。
1984年，贵州党史部门和金沙县有关方面展开调查，走访当地老人，寻找旧墓和遗留物，线索才逐渐拼接起来。
调查显示，1935年3月31日至4月1日前后，钱壮飞在后山乡一带行动。
因为没有找到充饥食物，天色渐晚，他准备返回江边，途中经过村民黎丛山家门，便请对方带路。
黎丛山并非普通乡民，而是当地恶霸势力的帮凶。
见钱壮飞孤身一人，身边带有手枪和包裹，他起了歹意，假装熟悉道路，把钱壮飞带到梯子岩附近的堰田岩。
到了悬崖处，黎丛山佯装指点渡江方向。
钱壮飞集中精力观察江面时，突然被从背后推下山岩。
为确保其不能生还，黎丛山又向下投掷石块，随后取走遗物离开。
这里需要说明，标题所说的“下死手毒害”，并不是指查明有人投毒，而是指凶手怀有明确恶意，对钱壮飞痛下毒手。
现有调查材料指向的是推下悬崖并继续加害，不能把“毒害”理解成药物中毒。
当地百姓惧怕黎丛山，没敢立刻声张。
夜里，有人偷偷把这名红军战士掩埋在江边，墓上没有留下姓名。
多年以后，相关人员根据传闻寻找墓地，挖出了手枪、子弹、书籍以及无线电器材零件。
这些遗物与钱壮飞的身份相互吻合。
老人看到照片后，也认出了那位曾在村中问路的红军干部。
至此，失踪近半个世纪的钱壮飞，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牺牲地点和死亡经过。
遗憾的是，那个曾在上海地下战线上抢先一步、保护中央机关的情报英雄，没能走到陕北，也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。
他的名字，最终与乌江北岸的一座无名墓联系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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